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当前，国内很多城市在精细化管理方面进行了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氛围已经形成。通过实施精细化管理，城市建设管理与运行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在这方面，香港经验得到世界公认。

　　在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香港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建设和管理经验，使一个资源稀缺、地少人多、体系复杂的现代化城市运转有序。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创新城市管理的过程中，香港的城市建设和管理经验值得内地学习、借鉴。

　　到过香港的人都对香港的干净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天，熙来攘往的铜锣湾时代广场，鲜见有人抽烟吐痰、乱扔垃圾，看不到小摊小贩当街摆卖；过马路的人群，耐心等候绿灯亮起；繁忙的一天过后，地面依旧洁净如新……窥斑见豹，香港的城市秩序令世界惊叹。

　　这一切，离不开严厉高效、全民参与的城市管理机制。摊贩阻街、噪音扰民、空调滴水、蚊虫成灾，事不分大小，只要与居民生活相关，香港特区政府都会不遗余力解决。香港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于将香港打造成亚洲最清洁的城市，一系列的措施使香港这个人口极为密集的城市变得清洁秀美。

　　其实30多年前，香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同样遇到小贩乱摆卖、违法建筑、污染等令人头痛的城市管理难题，但香港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宣传等手段，尤其是通过严厉、公正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成功治理了一系列随城市发展而衍生的管理问题，被认为是世界城市管理较为先进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在破解“城市病”方面堪称典范。

　　香港1000多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上有700多万人口，港岛主城区不足100平方公里；全港43%的人口住在离地铁站500米的生活圈内，九成以上市民出行选择公交，公共交通工具平均日载客量达1280万人次；郊野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约占香港面积的40%……人多地狭，但交通拥堵并不严重，看病不难，亲近自然，城市管理井井有条。香港在解决公共资源匮乏与民众需求之间的矛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内地借鉴。在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理念、制度、手段上，香港注重因地制宜、以人为核心，注重规划的硬约束实力，注重法制化、精细化，注重发挥多主体的作用，注重利用先进科技手段，还注重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市民的规则意识和良好行为习惯。

　　香港科学高效的城市管理模式，营造了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的城市环境，尤值得内地城市学习借鉴。香港城市管理充满了辩证法，看似对立矛盾的各种管理要素构成了一种难得的平衡协调关系。首先，整体与局部的均衡组合；其次，人与制度的均衡组合；第三，是短效与长效的均衡组合；第四，刚性与软性的均衡组合；第五，是分工与联动的均衡组合；第六，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组合。香港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来自于其城市管理体系中诸多要素的独特组合，这些要素张弛有度、相互作用，单个要素均能最大限度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源源不断地迸发出使城市管理效益最大化的整体合力。

　　一个事物，小到一个人，大到一座城、一个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自然会形成一整套的方式去适应某个阶段的外在和内在环境，香港现在高效的城市运作机制也是通过学习各种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内地也可以通过学习、分析更先进、成功的案例，使内地城市得到更快的提高。比如如何避免拆了建、建了拆这种让人很沮丧的现象呢？内地城市要向香港学习城市精细化管理经验，探寻一条符合自己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早在2012年12月，习主席考察广东时明确要求，广东要积极发挥经济特区的带头作用，落实好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联手打造粤港澳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7年6月29日，习主席抵达香港机场发表讲话指出，20年来，中央一直是香港的坚强后盾，中央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发展、改善民生；我们愿同香港各界一道回顾香港20年来不平凡的历程，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在当年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珠三角只是一个加工经济、“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时候，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及内地最大投资商，为祖国改革开放早中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依然稳固，作为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依然突出，并已成为内地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在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和国务院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无疑是推动香港长期繁荣发展、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重大举措。

　　香港是典型的城市经济体,有着中心的优势：一是作为中国的世界金融中心、世界的中国金融中心，具有成熟、稳健的金融市场；二是具有成熟的市场制度，具有世界最发达和最稳健的市场体系；三是具有先进的科教卫体制支撑着独特的创新机制。但香港这些年来服务业缺乏制造业支撑，而珠三角已形成东岸知识密集型产业带、西岸技术密集型产业带和沿海生态环保型重化产业带。香港可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携手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对标国际先进制造的引领区。

　　“一国两制”下加强文化融合，实现“文化认同、人心回归”从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意义重大。如何增进香港和内地的文化融合，1997年迄今一直令人高度关注，各方推动粤港澳三地文化融合的工作从未间断，譬如粤港澳文化合作机制建立15年来，在演艺节目和人才、文化资讯、文物博物、公共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和文化创意产业六大方面搭建了交流合作平台。正如马化腾所说：希望十年后的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成为科技人才的生态圈，已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生态圈，成为世界宜居的集聚地，必须要有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因为科技和艺术往往是融合在一起才能更打动人心，才更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无疑会进一步加快港粤融合发展的步伐，要充分发挥文化价值链的粘合剂作用，以融合促发展，以发展来深化融合。

　　香港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其经济持续增长却长期受制于其城市体量，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香港得到了一个拓展发展空间的绝佳机会，将在落马洲河套地区合作建设“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推动其成为科技创新的高端新引擎、深港合作新的战略支点与平台，共同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圈。在河套地区发展创新及科技，是香港享有“一国”和“两制”双重优势以及港深两地在科技创新领域合作互利共赢的最佳体现，有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建设的引擎。此外，随着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高铁香港段)、虎门二桥等基础设施的落成，香港可以将自己的优势更有力地传递至大湾区西岸，实施新的空间扩展。

　　粤港澳大湾区为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维持香港的长期稳定发展，助力香港再次腾飞。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山大学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在3月份全国“两会”上，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无论是国家“十三五”规划，还是“一带一路”倡议，都指出要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地位和功能，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促进港澳经济和民生的发展，确保“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

　　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上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重大的发展战略，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布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长三角、京津冀一样，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重要的增长极，是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力量。在国家区域发展新格局中，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性进一步凸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区域发展画上了浓重的一笔。粤港澳大湾区也将会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先行区、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载体。

　　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体，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香港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由港、单独的关税区，具有中西融合的文化以及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等，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之利和“两制”之便，把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让体制的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竞争的优势。

　　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将大力提升大湾区在金融、贸易、物流、教育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将为香港注入新动力。打破各种障碍能够带来要素流动的利好，同时湾区内各个城市经济发展程度有梯度差异，这意味着，产业有差异，成本也有差异，大湾区城市群互联互通后，能够带来互补的好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会给香港带来更广阔的市场和空间，缺空间的小型经济体一定要有腹地来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就成为了香港的腹地，无形中扩大了香港的发展空间和市场空间。

　　那么，应该如何发挥香港的作用呢？首先，要结合“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来定位香港的角色。比如，创新是国家所需，组织全球的科技资源是香港所长，粤港澳大湾区在实现创新驱动方面就可以发挥香港的作用，使大湾区成为全世界高端科技资源的汇聚地。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内交通基础设施需要更好地联通。联通后就能提高效率，对企业来说成本也就下降了，也能提高市民或是商务人士互联互通的效率。香港的交通规划和有效的组织运行体制可以给大湾区建设提供借鉴。第三，粤港澳大湾区一定是宜居、宜业、宜行、宜游的，要通过大湾区城市群规划来避免“邻避效应”，共同保护好环境，共建“优质生活圈”，在这方面香港同样可以发挥带动作用。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各个城市发展的都很不错，我们要避免“龙头之争”，要更强调构建利益共同体。在互联网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应该是多中心、多节点的城市网络，要打破行政阻隔和跨境障碍，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要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通勤高效的大都市圈，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要先行。此外，如何把制度的差异转化成多样性、多元化的组合优势，如何利用不同的差异实现融合发展的目标，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既要尊重个性、尊重差异，又要将其转化为融合发展的制度安排，通过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的设计，有效地建立沟通和协调机制，特别是顶层的沟通协调机制，让沟通和协调在大湾区建设中更畅通。

　　（作者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